“5号302，曹阿姨，侬屋里厢亲眷来电话了，叫侬明朝去吃喜酒……”“2号501，刘家爷叔，倷倪子长途电话来了，奥扫下来听。”二三十年前，在上海里弄里，经常穿梭着一群阿姨爷叔，他们手拿扩音喇叭，身戴醒目的红袖章，奔走着“通报”各家的来电信息，他们被称为“公用电话传呼员”。这一声声的传呼声中，夹杂着老上海里弄文化中的冷暖人情。
但随着家庭电话以及手机的日益普及，如今在上海的街头巷尾，这样的公用电话传呼亭已经难觅踪迹。最近，在浦东大道2511弄小区门口，有网友发现一处建于1995年的老式传呼公用电话亭，在一位87岁老人的守护下，这里保留了20年前的模样。尽管人工传呼的功能在十年前已经停止，公共电话机也从最初的4台减少到了1台，但依然不影响这里所收藏的属于一代老上海人的公共记忆。
20多年前的公话价目表还挂在墙上
走进浦东大道2511弄，弄堂口这处不足3平方米的公用电话亭让人仿佛觉得时光倒流——装着铁栅栏的木质窗框看上去已有年头，窗外伸展出一块小搁板，上面放着一台橙色的公用电话机，除了忘带手机的路人偶尔“光顾”外，大部分时间这里都略显冷清。今年87岁的老人吕树生是这个公用电话亭的看护人，他见证了这里的变迁。
1994年，吕树生一家从浦西搬迁到了浦东大道2511弄，当时这里有200多户居民，但家庭电话不普及，打电话要步行到1公里外的居委会所在地，方圆几公里内就这么一部公用电话机，居民要打电话很不方便。一年后，居委会在小区门口搭建起一个小房间，4部公用电话机，3位专人值守传呼，一张电话局颁发的公用电话承办证，服务于社区内200多户居民的公用传呼电话亭就这么开张了。
吕树生的老伴是最早的管理员兼传呼员。每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，是他们的工作时间，传呼员必须熟悉小区内居民楼牌号码的具体位置，接听来电时，就按照“近接远播”的规则进行传呼，“住在前几排居民的来电，不挂电话，等传呼人员把居民喊来直接听。住在后几排居民的来电，挂掉电话，让居民到了电话亭后再拨回去。这里会专门放个小本子用来记录，谁打来的？电话号码是什么？方便他们拨回去。”吕树生回忆，节假日、过年前，通常是最忙碌的时候，传呼员要马不停蹄地在各家各户和电话亭间来回奔走，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，到了中午，传呼员回家吃饭，家人就来“替班”。吕树生就曾是其中一名“临时”传呼员。
“那个时候，大家打电话的时间都不长。干脆利落说上几句就挂了，因为电话费不便宜。”在墙上悬挂着那个时期的“上海市公用电话价目表”，详细记录了当时的话费标准：市内通话0.5元/分钟，国内长途电话1元/分钟，讲一通30分钟的长途电话就得花上几十元，是不小的开销。“最高峰那几年，一个月一部电话的账单是300元，4部电话总账单就要超过千元。”而传呼员的收入则按“传呼”次数来计算，传呼一次3毛钱，基本每人每月收入能达到300元。
根据公开信息显示，截止到1985年，全市共设立传呼电话服务亭3257处，覆盖1000多个居委会，传呼人员达1万多名，传呼电话年话务量最高时曾达1亿多次，占全市通话总量的10%，上海成为国内传呼电话网络覆盖面最广、服务最完善的城市。
公话生意冷清了，人气却依然很旺
走进这个不足3平方米的电话亭，角落摆放着一个三层高的大木架，上面摆满了小物件，一包创可贴、一小瓶机油、一小盒螺丝钉、一卷玻璃胶，吕树生说，这些都是在公用电话亭开张后，长年累月一点点添置起来的，为的就是能给周围邻居提供方便。
九十年代，上海进入电话大发展阶段，家庭电话开始盛行，家家户户都排着队去当时的上海市内电话局申请安装家庭电话，1997年，全市安装家庭住宅电话总量达到70万部。吕树生说，他们家是小区里最早用上住宅电话的家庭之一，随着安装电话的居民越来越多，从1997年开始，公用传呼电话的“生意”也逐步冷清下来，电话传呼员从最早3个人变成了2个人。公用电话亭的功能也逐渐由“打电话”向“社区文化中心”转型。
吕树生爱人曾经是产科医生，退休后来到公用电话亭发挥“余热”。做电话传呼员不仅要熟悉每户人家具体位置，热心的她对家家户户的“家事”也有一定了解，谁家儿子恋爱了、结婚了，谁家远方亲戚来了，她都第一个知晓；谁家有了矛盾，谁家有老人生病了，她也会主动帮忙，时间一长，附近居民没事就会聚集到传呼电话亭，有人还主动搬来沙发凳。夏天时，大家聚在一起乘风凉，吹着穿堂风，摇着扇子，拉家常，人多一热闹，本该在晚上7点关门的电话亭常常要到8点以后人散了再打烊。“那个时候还没有便利店，买个饮料不方便，我爱人就和居委会商量，买了一台冰柜放在公共传呼电话亭门口，居民纳凉时，随手就能买到绿豆棒冰、盐水棒冰……”吕树生说，生意好的时候，一年下来收入也有上万元。冬天，老人们就聚在一起晒太阳，吕树生老伴买了3部血压计，免费给附近居民量血压，“那个时候，除了社区居民，路过的人都排着队来量血压。”
尽管来打电话的人少了，但来往于传呼公话亭的人却不曾因此减少，人们在这里沟通情感、交流日常生活，这里成了记录上海里弄传统文化的一道独特风景线。
公话亭里留住那一代人的记忆
“我接班有10年了。”10年前，吕树生的爱人去世，传呼电话亭的生意也日渐冷清，一个月的电话账单不足50元，居委会曾建议是否就此结束电话亭的运营。但吕树生不愿看着电话亭退出他以及他们那一代人的生活，一个人坚持着运营到今天。“那个时候，居委会不再将电话账单转交到电话亭来了，我等了两个多月，发现没有账单，生怕停机，就去电信营业厅查，才知道拖延了1个多月没有缴费了。从这以后，每个月不等账单，我直接去营业厅交。”
吕树生接手传呼电话亭时，已经没有来电，传呼功能也就此取消。老人要做的就是，除了周六，每天从早上8点一直待到下午4点，为有急用的路人提供方便。“现在基本就是来上海打工的小青年给老家打电话，要么就是老人出门时忘了带手机，遇到诸如家里煤气灶忘了关、出门下雨忘带伞了，给家里打个电话，关一关煤气，送把伞下来等等，都是这一类的救急电话。”吕树生说，一天最多的时候拨出二三十个。
在公用电话亭的桌子上高高堆起一叠硬币，除了1元，还有不少是1角、1分，那都是打电话的人留下的。尽管这些分、角硬币已经很难在市场上流通，但吕树生还是颇为自得地说，作为官方认可的公用电话亭，这里至今保留着按规定收费的老传统，他们依然严格执行市内通话0.2元/分钟标准收费。”
继承公用电话亭的事业，对吕树生而言，如今更多的是一种“陪伴”和“贡献”。有外来务工的年轻人拿着电话躲在角落和恋人说悄悄话，老人也会像看着自己孙辈一样替他们高兴；遇到身上没有带钱的孩子，或者在附近住院医药费不够的病人，急需打电话向家人求助，老人也会着急帮忙，全然忘了收费。这样的“损失”对老人而言是家常便饭，但他依然选择乐此不疲地坚守。
在7月初的一个下午，弄堂口穿堂风很大，不少老人都搬出凳子坐在公用电话亭门口，聊着家常，公用电话亭内电话铃响了，那是吕树生的一个远方亲戚打来的。尽管家里的电话在十多年前已经装上了，但吕树生留给家里亲戚的依然是公用电话亭的电话号码，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变，他说，他和老伴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留在了这里。
